瓜子选别机加入海军——或者说到海上去——是我儿时的梦想。我1876年4月24日出生于汉堡附近的万茨贝克（Wandsbek），我父亲汉斯·雷德尔（Hans Raeder）是当地马提亚·克劳德高级中学的法语和英语教师。我祖父是一所私立学校的业主，在此之前也是一名教师。我的母亲格特拉德·哈特曼（Gertraud Hartmann）是德国宫廷乐师阿尔伯特·哈特曼（Albert Hartmann）的女儿。

　　一名年轻中学教师的收入并不太多，因此家庭开支必须省吃俭用以保证我和两个弟弟上学。然而，勤俭节约的经历在我们以后的人生中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我们很小就学会了过紧日子，懂得了怎样一分一分地省钱。

　　我的家庭气氛严格自律而又爱意融融。对上帝的敬畏，对正直的热爱，里里外外的清洁卫生，这些习惯都从儿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还记得，在第一次允许我随父母参加万茨贝克教堂礼拜之前，父亲是多么耐心细致地向我解释参加礼拜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仪式本身的意义。

　　上学以后，我们兄弟几个很少让父母担心，因为我们都懂事很早。父亲指导我们进行体育训练，如游泳和滑冰；而多才多艺的钢琴师母亲则教我们学习音乐。

　　我们不仅去城市旅行，还经常去林区和水边，大量的旅行减轻了我们的学习负担。我们逐渐熟悉了汉堡和它的海港，还有撒克逊森林，俾斯麦的城堡就坐落在那里。1888年和1889年我们去了梯蒙多夫海岸，当时那里只有6所房子，还去过波罗的海边的特拉维蒙迪。在吕贝克湾，我有生第一次见到了军舰，那是正在进行训练的双桅船“蚊子”号（Musquito），这也是我参加海军以前见到的唯一一艘军舰。我们曾登舰参观，但当时的情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1889年，当我13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被任命为位于西里西亚（Silesia）戈林堡（Grunberg）的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高级中学校长。这次升迁是对他学术成就提高的回报，这些学术成就中的一部分是他长期在英国和法国求学所得的。然而对我来说，从万茨贝克的文科中学转到戈林堡的半文科中学却带来很大困难，因为我对法文和拉丁文已经相当熟练，而英文和数学却落后了一年半时间。然而，父亲利用夏季四个月的时间在海边对我进行了集中辅导，使我的英语成绩名列前茅。在戈林堡中学数学教师的指导下，我的几何成绩突飞猛进。

　　环境的改变比课程的改变更为显著。除了风俗文化的差异，方言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给我带来较大的麻烦。即使是这样，这些困难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失了。我们逐渐熟悉了新家，并慢慢发现沿着巨人山脉旅行同沿着波罗的海港口和海岸旅行一样有趣。

　　在戈林堡，对我学业帮助特别大的是教地理和历史的年轻教授林德尔（Leeder）博士。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不仅涉及拿破仑时代和1870年的各个战役，还涉及宪政历史以及现代政治。我十分珍视他对我的教育和我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回家为1932年去世的双亲扫墓，其间我抽空在他85岁生日的时候拜访了他。

　　高中时代最快乐的时光是每年一度的到奥登瓦尔德山（Odetwar）的郊游。活动是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由全校组织，许多校友及其全家都返校来参加这一庆典，郊游过程中要组织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发表演讲，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和体育活动，还要组织一场学生们表演的舞蹈，最后打着火把排成长队回到市区。

　　毕业后，我曾经打算读大学，还曾有过成为一名军队外科医生的朦胧愿望。但这还需要再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因为学习医药学需要有较高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因而我开始自学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不足。

　　在戈林堡中学的最后一年，学校奖给我一本书。书的作者是冯·维尔纳（Von Werner），书中描写了“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号载着军校实习生进行的环球航行，书中有很多海上航行生活的逸闻趣事。一年里，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终于意识到我被海军实习生的出海生活深深地吸引了。

　　不知是这本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是命运的安排，就在1894年我期末考试前的两个星期，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不想学医了，我所希望的是加入海军。我央求父亲去找奥伯克芒多·德·马里恩（海军高级军官），请求他同意给予我入学资格，并送给他一张我的学习成绩登记表。

　　突然加入海军的决定对大多数父母来说都会使其感到忧虑，因为我的体质不适合这种对身体素质和体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在学校体育课上，我所取得的好成绩都是靠着十二分的努力才得来的。然而，我父亲对我的选择充满了信心，立即按照我的要求给那位高级军官写信。尽管这种申请函的时限在去年10月1日就已经截止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几乎立即就得到了回复，要求我去苏里查（Zullichau）的骑兵团参加体能考试，然后做好在4月30日以前去基尔（Kiel）的准备，从收到信到4月30日大约还有不到30天的时间。

　　体能考核顺利过关，然而从西里西亚前去基尔，并和几十个完全陌生的海军候选生待在一起，对我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我长这么大很少单独出门。这些活泼年轻的陌生人来自德国的四面八方，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的人数多得出奇。

　　刚到基尔，我们就被临时安置在海军学校的阁楼中居住并立即开始接受训练。一开始的六个星期是步兵基础训练，由陆战队的奥狄曼（Oditmann）执教。这种训练实际上是由未经任命的陆军排职军官来组织实施的，训练班长由陆军学员队的同学担任。

　　步兵训练阶段是最艰苦的，是整个海军军校学员时期最难熬的一段生活。不是因为训练的艰苦，而是因为那些未受任命的军官态度十分严厉。他们对我们连珠炮似的咒骂，尽管不是针对我们个人，但却是那么粗俗，以致我经常认真地考虑我还能不能在这种环境中继续服役。

　　除了步兵训练，我们还通过模型学习给帆船配置帆缆的复杂技术，以及划船基础训练。六个星期训练的高潮是德皇来到基尔为在海军服役的儿子阿德尔贝特亲王(1)（Prince Adalbert）庆祝10岁生日并检阅海军部队。在我们的队伍中，年轻的王子伴随着军旗行走在队列的右侧，显得队伍不是很整齐。然而，在年长的查普兰斯·朗格海尔德大主教感人至深的教诲中，我们在海军礼堂进行的就职宣誓却是激动人心。

　　我们在岸边的短期训练通过一次检阅而宣告结束。到了5月，我们这些新的军校生急切地等待海上训练。我和34名同学分在了“斯多斯克”号（Stosch）训练舰上，其他35名学员被分到“斯坦因”号（Stein）上。

　　“斯多斯克”号的舰长是舒克曼（Schuckmann）海军上校，但在“斯多斯克”号上直接监督我们训练的是施图德尼茨（Studnitz）海军中尉，在“斯坦因”号上也是一位中尉。施图德尼茨海军中尉的助手是一名中尉和两名经验丰富的士官长——克里（Knie）和盖梯尔（Gaetije）。他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但却从不像我们在岸上经历的那样骂人和说粗话。无论我们这些军校生多么瞪大眼睛看着克里士官长起帆时令人心惊胆战的杂技一样的动作，士官长都会说：“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如果我掉下去了，我也会把你们一起带到海里去。”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认为他的话有任何粗野和威胁的意味，相反，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我们感受到兄弟般的友谊。两位士官长热心地照顾我们，教我们如何操作横桁和帆，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我们海军实习生的工作位置是在船的后桅杆，即靠近“斯多斯克”号船尾的三个桅杆。起初我的岗位被安排在中帆桁，后来我和其他三人又被分到了船的主帆桁，是所有的帆桁中最高的。在风暴天气中，主帆桁的帆不能卷起，而是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取下来。

　　每天早餐前，所有的军校学员都要攀登到后桅杆的顶部再下来，直到每个人能够在58秒内完成这一动作为止。当我成为第四个在35秒内完成这一动作的学员时，我感到非常自豪。然而，我们接着又开始攀登比后桅还要高得多的主桅，必须在63秒内完成一系列动作。

　　除了操作船帆，我们的训练主要包括海员的一般工作内容。如，在单桅纵帆船中学习划船和扬帆航行，在老式的15厘米舰炮上进行枪炮训练，学习航海、船艺、数学、英语和法语等理论知识。

　　那年夏天，我们到波罗的海进行了一次航行训练，而冬天则到西印度群岛海区进行了一次更远的航行。

　　那次航行中开始的几天充满了惊险刺激。主要有：在北海，我们丢失了一只螺旋桨；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一天夜晚，突如其来的暴风吹走了三角帆的下桁。在这些厄运的打击下，我们不得不躲进威廉港（Wilhelmshaven）以及后来的里斯本港（Lisbon）进行维修。但后来我们在信风中沿着海岸顺利地航行，途经马德拉（Madeira）群岛到达了圣汤姆斯（St.Thomas）、牙买加（Jamaica）和哈瓦那（Havana）。在回来的途中，我们经过了圣多明戈港（Santo Domingo）、百慕大群岛（Bermuda）、普利茅斯港（Plymouth），并绕过斯卡根角，沿途均非常愉快。刚返回基尔港，我们就接受了冯·科诺尔海军上将的检阅，随后立即进行了年度考核。

　　无论是理论考核还是实操考核，都非常难，我们70人中只有60人艰难过关。考完后我们放了一个月的探亲假，1895年4月，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我就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戈林堡双亲和兄弟们的家里，看到我回来他们十分高兴。在家休假期间，我接到通知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被提升为海军候补军官。

　　休假结束后，我和1894年入伍的同学们重新聚在一起等待下一次分配。60名同学被平均分配到了4艘训练舰，我被分到了由和蔼的冯西卡·沃尔海姆（Fonseca-Wolheim）任舰长的“格奈森瑙”号（Gneisenau）训练舰上，副舰长是同样和蔼可亲的海军中校德塞尔（Darssel）。在舰上，我们首次开始了领导能力的培养，每个人都分到了几个新水兵进行训练——这对任何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真正的挑战。当然，我们也得到了几名士官做我们的助手。我们手下的新水兵都是志愿加入海军的15岁至16岁的青年，经过两年的训练，他们将成为普通的舰员。从这些舰员中挑选出一部分，经过专业训练后补充到士官队伍。

　　除了训练水兵外，我们还要学习航海和枪炮专业的课程，以及在使帆航行和使用蒸汽机航行时参加值班。

　　1895年是德国海军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该年的6月21日，连通北海、易北河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正式通航，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主持通航仪式。

　　世界上几乎所有拥有海军的国家都来参加庆祝仪式。整个春天都有外国军舰不断来访。来访的军舰在每个港口都得到了停泊在那里的德国军舰的亲切致意。我们的军舰“格奈森瑙”号停泊在最外面，靠近腓德烈索特灯塔，我们的任务是向每艘驶入的军舰致敬，用我们自己的乐队演奏军舰所在国的国歌。那几周里，日常的繁文缛节已经被忽略了，最重要的是舰员的反应要敏捷，礼仪要做到一丝不苟。在霍尔梯诺（Holtenau）水闸附近发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使我们的心思延伸到锚地之外，至少我们希望在盛大的焰火表演中会有一个理想的座位。

　　同时，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有机会与同班的其他同学会面，这些同学自从分配以后几乎就一直没有见面。与同学们的重新联系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同舟共济般的友谊。同其他海军一样，在德国海军中这种精神对于军队来说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从此以后，1894级的同学们休戚与共、互相支持，共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

　　运河通航仪式一结束，我们就启航去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的勒威克（Lerwick）参加舰队的秋季演习。演习中，我们四艘训练舰编为一个编队。“蒂尔皮茨”（Tippitz）海上演习每年举行一次，由一名资深上将指挥，目的在于检验战役战术，并以此为基础谋划未来的海军建设。之后，我们又到西印度群岛进行冬季巡航，目的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专业水平，因而除了能够在热带海港自由上岸以外，在巡航中我们还要进行大量的航行操纵和值更训练。然而，在热带地区的炎热天气中照看这艘像“火管锅炉”一样的老军舰，时常使我们大汗淋漓。

　　我们一边学习轮机和船艺的实际操作，一边循序渐进地学习航海、鱼雷和枪炮等科目的专业理论，这些都是我们第二年期末的必考内容。

　　1896年秋天，我们又回到了基尔，在海军学校里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我们班所有候补军官又重新聚集在这里，我们的直接领导是冯·考茨豪森（Von Cotzhausen）海军中校，他是一名严厉但待人公平的指挥官。

　　海军学校的位置直接朝向军港，学校里训练舢板和帆船的设施十分先进，有体育馆、运动场和网球馆。我们的寝室十分舒适，教室宽敞明亮。我们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进行体育运动和帆船训练。晚上9点以前我们可以在市区自由活动，如有特殊情况，例如晚会、话剧和音乐会等，可以晚归几个小时。

　　夏天，学校允许我们在周末驾驶帆船旅行，埃肯弗德湾（Eckenforde）是我们最喜爱的目的地。除了风景优美以外，那里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温德拜（Windeby）庄园，好客的庄园主人有四个儿子和九个漂亮迷人的女儿。毫不奇怪，他的九个女儿中有四个嫁给了我的同学。

　　我们最后阶段的训练是烦恼而又令人愉快的，尽管毕业考试很难，我们都急切地盼望着快点毕业去舰队任职，成为一名真正的现役军官。

　　1897年10月1日，我穿上崭新的海军中尉军服到蒸汽动力军舰“萨克森”号（Sachsen）报到。我担任的职务是通信官，负责收发信号和通信兵的训练。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的值勤位置在舰桥上，所以在演习和出海训练的时候，能够通过观察舰艇上高级指挥员的工作而很好地获取知识和经验。指挥这艘军舰的是舰长普拉克特（Plachte）海军上校，他有十分优异的服役纪录，在他的领导下，我在各个专业领域，如船艺、航海、舰艇操纵、战术以及我的本职工作——通信等方面都得到了非常有益的训练。

　　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海军都刚刚开始意识到通信的重要性，此前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例如，法国著名将领萨芬（Suffren）海军上将在决定印度命运的海战中遭到挫败，因为当时他没能通过复杂的信号系统清楚地传达他的命令。即便是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发出的著名信号——“英国期待着我们每个人履行自己的使命”——仍需要由12面旗构成的复杂旗组才能表达出来。相比之下，在后来爆发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海战中，舍尔（Scheer）海军上将只需要2面信号旗就能在整个舰队中发出命令——“巡洋舰攻击敌人！全力攻击！”表示“攻击”和数字“9”的两面旗子，同时伴随着无线电指令，将命令传达到各艘巡洋舰，随之，这些巡洋舰发起了勇猛的突围行动，成为这次战役的转折点。

　　但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在“萨克森”号的舰桥上，我还不知道通信工作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在“萨克森”号上的任职，以及在它的姊妹舰上的临时性工作很快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我突然被任命为装甲战列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的通信官并随之启程前往远东。

　　远东在一夜之间对大多数海军强国来说变得十分重要。在俾斯麦的强有力领导下，德国开始实行殖民政策。在德国商人和殖民者的密切配合下，德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殖民地。1894年到1895年中国对日战败，似乎预示着中国的崩溃为期不远了，欧洲列强争相在中国获取势力范围。德国通过外交手段获取了山东半岛的青岛以及胶州湾的租借权。为了占领该地区，德国派出了一支由冯·迪德里希斯（Von Diederichs）海军中将率领的舰艇编队前往该地区。接着又组建了第二支舰艇编队，其中有三艘新式巡洋舰“凯瑟林”号（Kaiserin）、“奥古斯塔”号（Augusta）和“杰费昂”号（Gefion），旗舰由“德意志”号担任。这支支援兵力的指挥官是德国“航海亲王”——海军少将海因里希亲王，他将完全接替冯·迪德里希斯将军行使指挥权。

　　对海军来说，新的殖民政策意味着那些驻扎在国外的适合远洋航行的军舰——具有风帆和蒸汽两种动力的护卫舰、轻巡洋舰和炮舰等，将积极参与行动。随着世界形势的迅速发展，海军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我们军舰上的军官和舰员对于新政策都充满了热情，希望自己参与到这一政策中来。不仅如此，普拉克特海军上校也被任命为旗舰“德意志”号战列舰的舰长，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德皇威廉二世的亲弟弟海因里希亲王被任命为远东舰艇编队司令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仅表明了远东地区在国际政治事件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海军在德国执行其国家政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海因里希亲王于1877年作为一名军校学员加入海军，他热爱海洋，积极参加严格的训练，在他哥哥加冕成为皇帝时，他已经是一名海军参谋了。他是一位颇具才干、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受到全体海军官兵的爱戴。

　　德皇威廉二世也对海军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个人与英国王室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十分喜爱的外孙之一，经常去拜访女王，在英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强国的船坞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对船坞中的最先进的军舰及其发展前景流露出羡慕之情。

　　威廉二世登基之前，海军一直掌握在陆军将领史塔克（Stosch）和克普维（Caprivi）手中。他登基后不久便着手改变海军原有的高层管理体制，任命一名军官担任相当于今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从而使海军的指挥权转入海军将领手中，陆军经常对海军施加影响的局面结束了。他后来又颁布法令，将海军的指挥权分配给了海军最高指挥部（Naval High Command）和海军行政总部（Reichsmarineant）。

　　所有这一切促使海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前，德国海军舰艇是多功能型舰艇，舰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陆战的需要。“攻击型轻巡洋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萨克森”号就是其中之一。老式的装甲战舰，像在英国建造的“德意志”号，仍然同时使用风帆和蒸汽机。直到1897年，蒂尔皮茨海军少将成为海军大臣以后，才完全采取了较为先进的海军建设方针。

　　蒂尔皮茨将军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德国现代海军之父。他以鱼雷艇部队的缔造者而闻名于世，曾担任过海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德国才得以制定舰队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为未来指挥舰队作战打下了基础。他的作战理论在每年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不断得到检验，并在海军最高指挥部“九号战术条令”中进行了充分阐述，许多年来一直被德国海军奉为战术上的“圣经”。

　　重新派遣像“德意志”号这样的旧军舰去国外执行远洋任务面临许多困难，但全体舰员盼望去亚洲执行任务的极大热情使困难的任务变得轻松了。接到上舰命令的还有我的另外三个同学——斯科温杰斯、韦格纳和科尼斯贝克，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们成为我的亲密战友。

　　我在舰上的工作不仅是担任军舰的通信官，而且还担任编队司令的通信参谋。此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负责舰上的军乐队，这支军乐队的指挥是著名的音乐家鲍林格尔（Pollinger）。由于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音乐的热爱，因此我觉得这一任务一点也不让我感到厌烦。

　　在军舰的日常训练中，我的部分职责是选拔和训练舵手及通信兵。在这次特殊的航行中，普拉克特舰长另外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即向全体船员讲述我们将要访问的港口的历史和风光。我对这项任务颇感兴趣，因为这使我有机会每到一个新港口，就学习所属国家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从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的知识面。

　　在威廉港接到命令后，“德意志”号战列舰直接驶往基尔去接海因里希亲王上舰，德皇亲自来送我们出海，在基尔堡的欢送宴会上，威廉皇帝在提及对海因里希亲王执行这次任务所下达的命令时，使用了“铁拳”一词。这段演讲引起了国外的强烈反对，尤其是英国，人们在很多场合中都对这段话进行了批评。

　　第二天，也就是1897年12月7日，“德意志”号启航了，德皇一直伴随我们到伦茨堡（Rendsburg），他的随从中有诸位亲王、年长的几个儿子以及外交大臣冯·比洛（Von Bulow）伯爵、蒂尔皮茨海军少将、皇宫事务大臣尤伦堡（Eulenburg）伯爵和张伯伦（Chamberlin）爵士。威廉皇帝在伦茨堡大桥与欢送团的其他人员分手，由冯·比洛、蒂尔皮茨陪同一道前往弗里德里斯洛（Friedrichsruh）去拜访老宰相俾斯麦亲王。

　　伴随“德意志”号航行的是“杰费昂”号巡洋舰，由于是在冬天的暴风雨天气里通过运河，我们全部在舰桥上值班。舰桥上挤满了人。军舰在大雾中转向多佛尔海峡，甚至没有被英国海军发现。为了向海因里希亲王致敬而在海上瞭望的英国海军军官看到我们出色的航海技术，认为我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海军。军舰在朴次茅斯港中抛锚，海因里希亲王前去伦敦拜访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在比斯开湾，海因里希亲王在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在军官舱里同全体军官一起度过了圣诞前夜，这使我们倍感荣耀。为了庆祝这一时刻，他拿出一个银光闪闪的酒杯，用那个杯子喝下第一口酒，并举杯致词：“走遍天南地北，我们的家园最美！”然后，他把杯子依次传给下一个人，要求每人喝一口酒，并照他的样子说一句祝酒词。级别高的军官按顺序排在前面，他们几乎把所有熟悉的祝酒词和成语都用遍了，因而轮到我们中尉军官致词的时候，很难再找到一句比较合适的话。后来这一做法成为军官集会的传统习惯，我们这些低级军官为了找到合适的诗句和名言当作祝酒词，几乎把舱里的报纸和杂志都翻破了。

　　通常情况下，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舰艇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德意志”号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这里的资深参谋官是冯·斯比（Von Spee）海军少校，他于1914年率领德国海军编队在科罗内尔战役中取得胜利，但随后在福克兰岛海战中不幸落败。海因里希亲王的私人助手是根格·穆勒（Genge Muller）海军中校，他后来担任了宫廷事务大臣，并兼任威廉二世私人顾问班子中的首席政治顾问。舰上的助理医生是奥勒夫（Oloff）海军上尉，他是基尔的大学教授和眼科主治医师，其精湛的医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享誉国内。

　　然而在舰上发号施令的是海因里希亲王本人。他被公认为是一名杰出的水兵，有着无穷的个人魅力，朋友遍天下。他喜欢把英国海军当作楷模，并经常与到访港口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军官交往。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如果哪个德国海军军官想留胡子的话，也必须留尖头胡子。

　　如果哪个人或哪件事没能达到他的苛刻要求，就会遭到他粗暴的批评。尤其当有外国军舰或军官在场的时候，如果在礼仪或礼节上出现失误，更容易引起他发怒。尽管如此，他对部下还是赏罚严明，体贴入微。

　　“德意志”号的下级军官住所并不是很舒适，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那些房间位置都在甲板以下，并靠近发动机和锅炉，舱室里仅有的一个舷窗过于靠近水线，即使是停泊在港内时也无法打开。因此，在到达香港前，我不得不在炮台甲板的一个吊床上睡觉。

　　军舰上老旧的发动机经常出现故障，我们的轮机长帕斯克（Passche）海军中校焦急万分，他们不得不顶着机舱中的蒸汽热浪工作。

　　发生的第一次故障使我们到达直布罗陀的时间晚了好几天，这不禁令大家担心能否安全回家。在直布罗陀，海因里希亲王在同英国海军将领的谈话中发现了他在英国受到冷遇（甚至在英国女王那里也受到冷遇）的原因。英国人不但被德国皇帝的“铁拳”演说激怒了，还对此感到十分忧虑。

　　我们从直布罗陀出发，驶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到达亚丁湾，在那里，我代替穆勒海军少校作为王子的私人助手拜访了总督并出席了国宴。

　　编队快到印度时遇到了恶劣天气，机器不断出现故障，这使大家更为恼火。我们不得不在科伦坡停留几天对发动机进行维修。当然，这也使大家有机会观赏锡兰（斯里兰卡）岛上美丽的热带风光。

　　启航前，停泊在港内的俄国军舰“西索伊”号和“那瓦里”号请求加入我们的编队，一同前往新加坡，这使我们大为惊奇。很显然，他们做出这一姿态是接到了圣彼得堡的命令，目的在于做出明确的外交姿态向英国施加影响。海因里希亲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在接下来的结伴航行中，我和手下的通信兵担负着与语言不通的外国军舰保持通信的任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在运用海军向全世界推行国家政策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底线。同时，这件事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年轻军官必须虚心向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学习，并通过学习和读书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新加坡有很多好客的德国侨民，我们停留在那里，得以洞察大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核心。这些经验和印象，有助于我深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的心态和军事行动。

　　在新加坡，我们收到了刚刚编写的第一部《舰队条令》，得知了海军最高指挥部重组的消息。1897年，蒂尔皮茨在准备实施他的《舰队条令》的过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限制海军最高指挥部的权力，以免使国会产生偏见而反对《舰队条令》的实施。当时，海军最高指挥部被海军参谋部取代，其职责受到了限制，主要负责对其他国家海军的情报进行评估，制定海军建设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战术。指挥舰队的权力实际掌握在蒂尔皮茨本人手里。当然，这一改组也带来一些危险，即新成立的部门可以不必考虑海上指挥官的实际经验就制定自己的计划。因为尽管德皇本人对海军十分感兴趣，但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海军训练，也没有海上作战的实际经验，而他身边的顾问则是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这就使他的顾问有很多特权。

　　航程的下一站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香港。到达香港后，我们不得不再次进入船坞对发动机和锅炉进行维修。在香港，我对由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爵士指挥的英国远东舰队有了初步了解。约翰·杰利科海军上校担任旗舰“百夫长”号的舰长并兼任爱德华·西摩尔海军上将的参谋长，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英国大舰队的指挥官。

　　当时香港正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美西战争一触即发，港口集结着由乔治·杜威准将指挥的美国海军舰队，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菲律宾海战积极地进行准备。英国和俄国正为租借中国的基地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以弥补德国最近获取青岛而带来的损失。

　　待在香港的几天，我们不仅进行了旅游观光，到定居在当地的德国侨民家中做客，而且还参观了停泊在港中的许多外国军舰。

　　在香港期间，我作为海因里希亲王的参谋人员沿珠江而行前往广州，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一件事。我们溯江而上，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到广州，当时我们一直担心可能遭到江上土匪的袭击。

　　1898年5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青岛，在那里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在总督杰西科（Jaeschke）上校的精心治理下，陆军、海军以及文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

　　青岛不仅是我们的基地，也是我们访问其他国家和港口的出发地。在此期间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1898年5月拜访了中国皇帝。我再次有幸作为海因里希亲王的助手之一陪同他进行了访问。我们在塘沽艰难上陆后，坐火车经天津前往北京，这需要一天的行程，铁路沿线布满了中国军队，他们军事上的落伍，并没有给我们增加多少安全感。

　　在北京，我们换乘轿子前往欧洲人居住区，驻华公使冯·海奎因（Von Heyking）男爵和他的妻子接待了我们，他的妻子后来成为著名的女作家，以《永远收不到的信》（Letters that never reached him）一书闻名于世。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北京四处游览，参观了紫禁城和天坛，海因里希亲王表现得十分谦恭，可以看出他对那里充满了喜爱之情。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法国公使皮科先生为我们举办了正式宴会，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外交大臣。

　　那一周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随同亲王前往北京城外的颐和园去拜访大清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寡母慈禧太后。我们骑马走了几个小时，在皇宫门外遇到了一大群看上去对我们不是很友好的人，幸亏使馆派罗伯特上尉率领海军陆战队沿途保护我们。

　　在入宫以前，我们脱掉骑手服换上了礼服，然后海因里希亲王乘坐皇宫里的轿子进入宫殿，其他人则步行跟在轿子的后面。

　　海因里希亲王到达后，大清皇帝起身迎接，然后请他坐下交谈，这是一种此前从未给过他国使节的荣耀。海因里希亲王向皇帝赠送了礼品和勋章，然后皇帝亲自陪同亲王前往后花园拜会了慈禧太后，这又是一种其他欧洲人从未得到过的荣耀。

　　当天下午，大清皇帝礼节性地回访了亲王，在欢迎我们的仪式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充分表明了在“义和团”事件之前紧张的时局。在将要接待皇帝回访的那座宫殿内，为了按照传统的惯例向皇帝表示敬意，亲王挑选了一小队海军陆战队侍从表演枪操。上刺刀的咔嗒声和手拍枪托的啪啪声把前来拜访的客人吓得目瞪口呆，而亲王则要求操演指挥官照例进行“装弹和射击”。

　　罗伯特上尉大吃一惊，对亲王低声耳语：“不能这样做，亲王殿下。”看到亲王生气地瞪了自己一眼，上尉才急忙下令：“装弹射击！”

　　操演终于结束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罗伯特上尉向海因里希亲王解释说他之所以提醒亲王不要命令侍从队员装弹射击，是为了防止宫殿外面密密麻麻的人群对我们不客气。

　　离开北京后，我们又访问了旅顺港和威海卫。俄国当时正在他们租借的旅顺港内花大力气建设海军基地，他们对海因里希亲王进行了热情招待。然而，威海卫港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好好建设过，英国租借这一地区只是为了与渤海海峡隔海相望的俄国基地相抗衡。

　　此后不久，海因里希亲王决定访问日本，这使大家十分高兴。军官和水兵们将有机会游览日本的美丽风光，认识有趣的日本人民。因为当时日本的建筑、家居以及风俗习惯还没有完全西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又多次访问了日本，其中包括日本天皇对海因里希亲王进行的正式接见。我也非常幸运地多次到日本内地参观，对日本人的生活有了深入了解。

　　我们还访问了朝鲜，当时朝鲜还是独立的国家。1898年8月1日，在釜山港，我们得知老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亲王去世的消息。港内所有德国军舰一起鸣炮致哀，炮声在青山环绕的海湾中久久回响，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表达出德国人民对老宰相的深切怀念。

　　旅顺并非我们访问的唯一港口。我们沿着西伯利亚湾岸边航行，不仅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基地（海参崴），还访问了俄国流放苦役的殖民地——萨哈林岛上的科萨科夫，以及西伯利亚湾东岸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当时这些地区已经完全被俄国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看上去几乎同欧洲没有什么两样。海因里希亲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与俄国军队和海军军官建立了热情友好的关系。当我们邀请俄国军官到“德意志”号甲板上参观的时候，我不得不带他们参观我们的240毫米舰炮，尽管当时这种舰炮已经落后了。

　　经过几次武装冲突后，美西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开始时，德国远东舰队司令冯·迪德里希斯海军中将派遣几艘巡洋舰前往菲律宾海域，其中包括“凯瑟林”号和“奥古斯塔”号，它们的出现激起了美国海军指挥官杜威准将的强烈不满和猜疑，他确信这些军舰的到来有战争企图。的确，大部分德国人对处于劣势的西班牙抱有同情心，但从我们这方面来看，从来没有任何破坏中立的行动。为了证明这一点，迪德里希斯海军中将不久就从菲律宾海域撤回了大部分军舰。

　　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湾海战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同陈旧的西班牙军舰相比，美国海军舰队训练有素，装备先进，使我们深有感触。

　　自从离开德国以后，我就在德国著名的岛屿专家布鲁蒙特里特的指导下对菲律宾群岛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为此，我自学了西班牙语，并将部分研究成果写成一篇论文，题为《菲律宾人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这一研究成果非常及时，受到了普拉克特上校和亲王的称赞。我从此迷恋上了写作。

　　1898年秋天，全海军军官的定期性调整使远东舰队发生了很大变化。海军中校欣特兹代替海军少校冯·斯比伯爵担任资深参谋。欣特兹后来担任驻俄国使团的全权军事代表，1918年在外交大臣任上离职。然而，对我来说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穆勒海军中校被提升为“德意志”号的舰长，我被任命为他的助手。他既给我压担子，又让我放手去干，从那时起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他成为海军上将，担任海军首席顾问时，依然如此。

　　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艰难的岁月里，他作为德皇贴身顾问，承受着海军军官们的大量批评。我坚决地为他辩护，到他去世前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1898年末的那段时间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因为我们要到香港的船坞中进行检修，等待海因里希亲王的妻子艾里妮（Irene）王妃到达，她正乘坐德国汽船“劳埃德”号在来远东的途中。

　　香港总督、英国军官、各个俱乐部以及德国侨民竞相举办娱乐活动欢迎王妃的到来。德国富商西埃姆生热情地安排亲王夫妇到他的别墅中去住，每天还邀请一些军官到别墅中午餐。1899年新年那一天，香港路德教会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宗教仪式，向亲王夫妇和“德意志”号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仪式上，在军乐队首席指挥鲍林格尔小提琴的伴奏下，乐队用风琴演奏了汉德尔的舒缓乐章。

　　美西战争以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终，结果西班牙把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及其在太平洋上占有的其他岛屿出售给了德国。海因里希亲王从迪德里希斯海军中将手中接管远东舰队后，从军舰上抽调了几名军官担任他的参谋，并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目的在于弄清如果德国在东方突然同英国发生战争，英国占领这些岛屿的话，舰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为有效。

　　我在演习中担任对立方“英国指挥官”的参谋人员，我认为在此情况下，如果德国海军舰艇编队在马里亚纳群岛集结兵力，并在广阔的太平洋同英军作战，就将全军覆没。这次军事演习是第一次研究德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略。1914年，德国巡洋舰队在太平洋的实际战略正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

　　1899年秋天，我被列入军官轮休名单当中，并被安排乘坐“劳埃德”号班轮回家探亲，但后来我和其他两名军官又得到允许，可以搭乘即将启程前往马赛的汽船“西德尼”号回国。

　　在途中，我们曾停靠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和位于红海南口的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些地方。我还同在西贡上船的几个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即使是停靠了这么多地方，我到家的时间还是比坐“劳埃德”班轮快得多。

　　当我结束了两年的海上生活，在戈林堡休完45天的探亲假后，被分配到位于基尔市的海军第一水兵训练大队，先是任排长，后来任第二副官。

　　那时的水兵训练大队不仅负责征募海军新兵，还负责他们的队列训练。另外，水兵训练大队还是那些已经入伍但还没有被分配上舰的水兵的集结中心。技术训练大队的职能也是一样，只不过训练的对象是技术人员。

　　在基尔，我的职责除了训练新兵外，还负责编写一本新的训练指南。即便这样，我还抽出时间在基尔海军军事学院学习一门用俄语教学的课程。这为我后来学习这门重要的语言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秋季演习中，舰队序列中被列为预备役的舰艇也被投入现役参加了演习，并且从岸上抽调人员来操纵。当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海军上尉，举行演习时在蒸汽动力舰艇“埃吉尔”号（Aegir）上任值更官。1901年，我接到命令到蒸汽动力舰艇“格瑞利”号上任副舰长。这艘船在夏季专门用来接送海军上将，在秋季演习中则被用来作为补给船和通信中继站使用。

　　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学习岸边航行，尤其是在北海岛屿附近航行。考斯特（Koester）海军上将、汤姆森（Thomson）海军上将、炮术训练总监布鲁斯（Breusing）海军上将等都参加了演习，足以显示出其重要性，我有幸没有错过那些重要的演习。在1901年演习结束的时候，为了欢迎俄国沙皇，在但泽湾举行了舰队阅兵式。

　　两位皇帝的会见十分顺利。为了表示祝贺，威廉皇帝允许每位德国海军军官有权在非正式场合佩带饰有黑色绶带的短剑作为随身武器。这是俄国海军的习惯，此前这一传统在德国只在海军军校学员中实行。作为回报，被德国海军军官的宽大披风深深吸引的沙皇宣布，今后将这种披风作为俄国海军的一种军服。

　　1901年秋季演习之后，我在岸上的任职结束了，我的新命令是到“格罗斯”号（Grosse）战列舰上报到，这次是担任全职值更官。我非常喜欢这个职务，因为在主力战舰或鱼雷艇上服役两年被公认为是海军军官训练的基础，也是到海军军事学院进修或是到各级参谋部担任参谋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我任职的这艘新舰依然是刚从远东回来的海因里希亲王的旗舰，他现在是第一战列舰分舰队司令，这更使我热情倍增。

　　过去那些轻松的日子里，海上航行令人愉快，日常事务简单平静，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在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蒂尔皮茨将军已经为我们制定好了海军发展的蓝图，我们都在竭尽全力使其变为现实。

　　每个训练年度从10月1日开始。此时，三分之一的舰员由于已经完成了他们三年的服役期，将由新的水兵来代替，同时也是军官和士官调整的时候，只不过他们是以两年为周期进行循环。

　　从1901年开始，新兵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舰员训练大队进行六个月的岸上新兵训练，而是在舰上接受此项训练，同时也作为他们舰上生活的开始。这种新的训练程序使他们的指挥官12月就可以训练他们从事不同的战斗岗位，这样也可以使新兵更早地适应作战任务。

　　圣诞节过后，就开始了全面、复杂的实战训练，包括损害管制训练在内，所有训练都在模拟的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进行。每个人在战位上的动作要求快速而准确，在训练后的讨论会上，每个军官和士兵都要陈述自己的想法，并且要通过推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精心训练和严格要求使每一名舰员都体会到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这确保了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支值得信赖的海上力量。

　　训练期结束时由编队指挥官亲自组织考核，根据训练成绩为军舰评定等级，因此训练中的竞争非常激烈。比如在枪炮训练中，每年各舰艇都为赢得皇帝颁发的奖金而竞争。设置奖金的目的是提高枪炮的射击水平，但由于每个枪炮长都想赢得奖金，因而都企图让自己的射击在最适合的海况下进行，这违背了枪炮射击的根本原则，于是这项竞争后来就被取消了。

　　单舰训练4月就结束了，而枪炮和鱼雷的训练则要持续到6月、7月。舰上的夏季训练涵盖了部门训练和日常训练的各项内容，由舰长进行最后考核。这些训练主要包括条令学习、体能锻炼、军容整理等等，其实这些内容应该在战斗训练之前进行，但是为了尽快使舰船达到作战准备要求，不得不这样做。

　　不幸的是，那年10月我在下舷梯时不小心弄伤了膝盖，十分严重，因此回家休了病假，卧床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写了一篇题为《克里米亚战争中陆军与海军的协同》的文章，在《新军事杂志》上发表。

　　我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格罗斯”号已经报废，它上面的舰员转移到了“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号（Kaiser Friedrich Ⅲ）战列舰。这艘新旗舰在1902年夏季航行去了彭特兰湾（Pentland Firth），又去了爱尔兰诸港口，在那里我有机会参观了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第二年的训练与前一年一样，只是夏季航行时我们去了西班牙。

　　训练、考核和航行的要求都十分严格，任何舰长都不允许违反规定，这促进了舰员操作能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部分指挥军官的创新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后，海军中实施了一项改革，以便军官在训练过程中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做法。

　　通过1902年和1903年的训练，第一战列舰分舰队为进一步发展编队战术做好了准备。在危急的战斗条件下传达目视信号命令，以及迅速转换速度和航向，是这些训练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所有这些训练和试验，因为我已经选择该项内容作为海军军事学院入学考试的论文题目。我的指挥官不得不随我的论文一起寄上一份关于我工作能力和任职表现的报告。这肯定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在1903年10月1日收到了海军军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位于基尔的海军军事学院是斯多斯克（Stosch）将军时代建立的，但与陆军军事学院不同的是，海军军事学院不是仅为培养一般参谋官（General staff officers）而设立的。蒂尔皮茨将军成功地将其打造为培养通才的学府，主要是培训经过海上训练的合格海军军官，毕业后充任海军部、海军委员会或其他高级参谋的职务。因此，海军内部没有发展出诸如“海军参谋官”的特别团体，反而对海军有莫大的裨益。陆军的“参谋团”模式根本不适用于海军，因为海军指挥官绝对要亲自掌握海上战场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海军指挥官必须是地地道道的水手，能够在驾驶台或司令塔分析战况，迅速下定决心，然后以正确的战术命令将决心转化为行动。一个海军军官当了舰长，展现其统御才能，才能指挥舰队或充任海军部的高级参谋。事实上，一个指挥官首先要有气质，证明其领导才能，至于通讯的知识和下达命令的技巧，尚在其次。

　　军事学院的教学时间是两年。通常一个班级有15名军官，我的同班同学里面有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卡尔·冯·穆勒，后来成为“埃姆登”号的舰长；冯·斯科恩伯格与他自己的战舰“纽伦堡”号在福克兰岛战役中共同殉难；鲍尔海军中校在潜艇部队服役；泽伯勒姆海军中校担任“阿里尔德尼”号的舰长，1914年8月24日，在交战双方第一次的战役中，该舰在与几艘占绝对优势的英国巡洋舰作战时沉没。

　　海军军事学院的主课有海军历史、海军技术及海军战术。主讲海军参谋职责的是贝克曼（Bachmann）海军上校，他后来成为海军参谋长。国际法课程先是由一名当地大学的刑法教授来讲授，后来我们请了一位专业的国际法教授给我们上课。高等数学和物理也是必修课，基尔大学的博克汉默（Pochhammer）教授有很强的教学能力，在他的讲课和辅导下，即使是最笨的学员也能掌握复杂的微分和积分运算。

　　选修课有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海洋地理。罗登堡（Rodenberg）教授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课时人满为患，每个军官都被吸引到学院礼堂去听他上课。科鲁默尔（Krummel）教授独特的地理教学也同样受到欢迎。

　　我们可以选择的外语课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每名军官必须至少学习一门外语。由于我对于英语和法语已经相当熟悉，因而选择了由著名教授泽尔科授课的俄语。那时西班牙语不像现在那样重要，但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已经学得很好了。

　　1904年2月，俄国已经开始与日本开战。就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一样，俄国的新闻报道也是丰富多彩的。通过我在东方任职时的老战友、现在的海军武官亨特兹（Hintze）上校，我被一个上层的俄国家庭接纳，这使我得到相当好的机会提高俄语口语的熟练程度。

　　除了俄国报纸对战争的叙述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俄国军队向中国东北调动的情形。军官们常常在咖啡馆或其他的娱乐场所同亲朋好友告别，与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形势极不协调。

　　我在俄国期间，等待了许多年的俄国王室继承人终于诞生了，从各家各户都挂着欢庆的旗帜来看，俄国人民看上去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尽管这些旗帜好像是在警察的督促下才挂起来的。

　　在海军军事学院学习每门课的过程中，每个学员必须准备一篇适合自己研究方向的论文。例如，我的国际法课程选择的论文题目是《未经宣战的战争》，这也是我最早的论文之一。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完成论文的几天之后，日俄战争突然爆发了，日本的鱼雷艇未经任何宣告就袭击了旅顺港的俄国海军舰队。当年，我写的另一篇论文题目是《从经济和军事角度看美国在太平洋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引起了科鲁默尔教授的注意。

　　第二学年，我其中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海上封锁问题。我还将法语的《海军战术研究》一书翻译成了德语，该书的作者是雷尼·戴维路易（Daveluy）上校，我以后和他常有书信来往，受到莫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