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福州站长网2020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二，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8号，20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第一批援鄂抗疫医疗队集结完毕，向武汉进发。105年前的大年初二，北大医院在北京后孙公园胡同第一天开诊，13名医务人员接诊了3位患者。这家百年医院的历史浓缩成四个字，并被刻印在医院的院徽里——厚德尚道。

　　“弘扬北大医院‘厚德尚道’的医者精神，全力以赴参与患者的救治，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出征前，队伍里响起了这样的誓言。

　　此后，北大医院又有两批医疗队驰援武汉。三批共135名队员里，有的曾奋战于“非典”一线，有的曾参加过地震救援，有的是有着二三十年临床经验的老专家，有的是渴望在“战场”上接受检验的“新兵”……

　　88岁的老奶奶出院前，在病房小跑了几步，脸上挂着笑，对北大医院胸外科主管护师李喆说：“我有时间上北京看你们。”

　　就像告别一位老朋友，李喆给了老奶奶一个拥抱。“希望能给每个出院病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说。

　　这是北大医院医疗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接管的重症病房，这是一个总有笑声的温暖空间。

　　老奶奶是北大医院医疗队独立接管病房后第一位治愈出院的患者。在队员眼里，这是一个“特别阳光”的病人，而为她诊治的，也是一群“特别阳光”的医生和护士。

　　有阳光，就有温度和希望。这阳光，来自北大医院的“厚德”传统，即人文关怀。这个传统在北大医院人身上体现为“做事要厚道”。他们把这个传统带到了武汉。

　　他们理解患者。“最难的不是干活，难的是穿着防护服戴着五层手套干活；最困难的不是呼吸，困难的是穿着防护服带着N95呼吸。然而，最最难的还是患者，他们焦虑的目光，无助的眼神，未知的生命。”北大医院感染疾病科主管护师郭梦冉感慨。

　　这种理解，让他们更真诚地走入患者心里。病毒让患者被隔离和疏远，心理仿佛也病了。他们要打破病毒给患者带来的孤独和无助。“对于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心理支持也非常重要。”北大医院院长刘新民说。

　　于是，有了“话疗”。医疗队中两位湖北籍医生——北大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敬伟、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程渊，用乡音与患者拉近距离。病房中有一位老先生，老伴因新冠肺炎去世，亲属也被感染。他心情很糟糕，不配合治疗，也不愿跟医生交流。“莫得事情，都会好起来！”病房里响起了亲切的武汉话，刘敬伟和程渊用乡音与老人聊天谈心，老人渐渐开朗，积极地配合治疗。

　　于是，有了“一哥”“二宝”式的乐观和幽默。要让患者乐观，医务人员自己首先得乐观。他们以幽默来打破病房的沉默，让笑声回荡。几位年轻队员在防护服上写上搞笑的昵称，如“一哥”“二宝”等，穿梭来往于病床前。患者叫一声“二宝”，先是不好意思，不久就乐呵起来。患者心里多了份放松和信任，医生心里多了份自信和坦然。

　　于是，有了许多医疗之外的关切。医疗队护士们承担了危重症患者们的生活护理，诸如帮助患者留取标本、更换纸尿裤、清理排泄物、擦身洗头、发饭、打水、扫地、收拾垃圾等，就像照看自己的亲人。

　　在他们看来，医务人员跟患者是最亲密的伙伴。“大家的性命是系在一起的。”北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靖说。

　　上图为负责医疗队感控工作的赵秀莉为即将进入病房的队员整理防护服。图片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提供

　　在武汉的日日夜夜，这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总结出部分危重症患者的特点：起病慢、病情重（尤其是恶化速度快）、恢复慢。“患者起病相对隐匿，经过挺长一段时间的轻微症状期，可能有一些低热、咳嗽，有些人甚至以为是不是就快没事了。可是，病情突然就加速了，出现了越来越重的劳力性呼吸困难，严重的低氧血症，很多脏器都受到波及和影响，必须接受呼吸支持治疗。”他说。

　　病毒很狡猾，看似慢，实则快。因此，他们不能慢，他们要更快。“这个阶段的治疗任务是极其艰巨的，除了重中之重的肺脏问题的处理，还有凝血功能异常，心脏功能、肾脏功能出问题，以及酸碱失衡、感染等都需要关注。你必须时刻盯着监护屏上氧饱和度、呼吸频率和心率的变化，有问题必须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处理。”李海潮分享他们的治疗经验。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复杂凶险，伴有肺部重度炎症反应、呼吸衰竭以及心血管、肾、内分泌等多器官系统障碍，再加上高龄和基础疾病等因素，救治工作不简单。“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阻击战。”刘新民笃定地说。

　　“尚道”，这是深入北大医院医务人员骨髓的另外两个字。他们要崇尚的“道”，是科学，是严谨而极致的科学追求。在武汉，面对新冠肺炎这个新的医学难题，他们以谦卑的姿态，“反复讨论每一个重要的细节”。

　　他们追求科学，建立病区呼吸、危重症、感染及内科各亚专科多学科讨论机制，合理规划治疗方案，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手段，实施科学救治。他们追求极致，牵头北京大学三家医院建立会诊中心，提升医疗质量。

　　“因为是新的疾病，几乎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思想的碰撞，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拷问着大家的经验和学识，挑战着大家的逻辑和智慧。”李海潮在工作日志中写道，大家结合各自的专业和临床上发现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几乎所有的专业和学科都涉及了。后来，护士们也参与进来。

　　李海潮的话里流露出一种兴奋，这是一线医务人员对科学求知的兴奋，对消除疾病和死亡的兴奋。正如李海潮所言，“这样既有重点，又关注全面的讨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我们的认识，优化着治疗方案。”

　　不断地讨论，不停地思考，才有了越来越科学和精细的治疗方案。他们甚至安排了长白班，以便更好地保持观察和治疗的连续性。

　　一次，李海潮在去医院的路上收到病房发来的短信，一位老人的氧饱和度到了90以上，他顿时热泪盈眶。“后来知道那只是一个瞬间。但即使是瞬间希望，我们仍要拼尽全力。”他说。

　　“这是你们平时很难遇到的一段经历”，“这次战疫对你们是一场最艰苦的考验，也是最实际的磨难和锻炼”……94岁的北大医院原副院长许饴陶，“怀着激动和敬佩的心情”，给前线的同事们写了一封信。

　　70年前，许饴陶曾参加抗击鼠疫。70年后，身不能往，而心向之。她嘱托正在一线奋战的同事们：“稳扎稳打，精益求精。”

　　年近六旬的王玉英，是北大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医疗队护理工作负责人，她到武汉没几天就承担了将普通病房改造成为隔离病房的工作，笑称自己是“开荒专业户”。为了保证大家不被感染，队员每次进入病区之前，她都要反复检查他们的防护装备，“表情严肃但手里动作细致入微”。她被大家视为“大家长”，有她在，大家很踏实。

　　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在一线感受身上这件白衣的重量，用行动去诠释他们耳濡目染的“厚德尚道”。

　　“国家重托，义不容辞，我们到了应该承担责任的年纪。”这就是90后队员们的态度。

　　25岁的高军，17年前和母亲一同送父亲去“非典”前线年后，他“什么也没想”，就报名来了武汉。

　　25岁的宋彦龙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他说，要给予病人最多的人文关怀，了解所需，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疫情发生后，北大医院1700多名医务人员主动请战，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报名最踊跃。”刘新民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医务人员发来的“请战书”，“这些孩子特别令我感动，他们体现了北大医院105年以来为国担当奉献精神的传承。”

　　正像刘敬伟到达武汉后第一眼看到的——“城市空荡荡的，就像被打麻醉一样，被麻住了”，以及油然而生的第一个念头——他们要把它治好，“让它苏醒，恢复活力”。

　　他们努力着，“希望成为一道光”。“让病人看见我们就会感受到生的希望。”李喆说。